原标题：日本人帮着中国打日本，还要废除天皇？给中国当间谍的“日奸”，靠忽悠日本特务活到战后

　　在我们的印象中，二战时期的日本人，狂热到失去理智，日军更是凶狠残暴，干下了无数反人类的恶行。的确，二战时的日本就像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在内是疯子，在外是屠夫。

　　但是疯人院中，也有少数清醒者，他们就是日本，这是一群帮着中国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成立于1922年，是日本历史最老的政党（没有之一）。历史上日本比中国更早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潜成立了社会，这是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汉语中“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等名词，就来自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和翻译。早期领导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经历，生于日本，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学。

　　“天皇掌握统治国家的全权，施行专制政治……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侵略亚洲各国和战争的道路。党的任务就是打破这种情况，以民主主义革命为手段，实现日本的和平与民主……”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天皇制的暴力……党的活动遭遇了重大困难和挫折，但许多党员不屈服于迫害，很多党员为之献身……日本举着和平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这对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义事业具有不朽的意义。”

　　有这种态度，日本帝国岂能容得下？在他们眼中，日共绝对是“非国民”、“日奸”，先是打压和监视，后来在1928年干脆取缔了。日共成了非法组织，只能搞地下活动，但斗争从未停止。

　　日共建党元勋德田球一于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经是非法状态的日共，两年后被特高课逮捕，刑讯致死。

　　1928年，日共的机关报《赤旗》诞生，日共委员长渡边政之辅撰写了《创刊词》：

　　“日本将通过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众、贫农，向最广泛的群众宣传我党的革命政策……我们的《赤旗》就是在无产阶级大军进攻中飘扬在前锋的军旗。”

　　此后，《赤旗》不断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很长时间内对革命中国实施了武力，对朝鲜、台湾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发动了罄竹难书的迫害和屠杀”，呼吁日本民众“反对企图侵略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维埃同盟、中国、印度革命”。

　　鼓动日本人“不出一分钱军费，不送一个人当兵……工人和贫农要拒绝一切租税和血税（兵役），不为帝国主义做任何事情”，甚至还在名古屋第三师团出征中国时，向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31年9月，日本中央发表了《致士兵诸君》的小册子，号召士兵反对侵略战争。此外，还出版刊物《士兵之友》，号召士兵反战。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日共在东京、大阪等地散发了大量传单，以“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名义，组织“索子索夫团”，动员了东京附近某村庄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车站卧轨“请愿”，迫使当局做出了一些让步。

　　在战争进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还在三菱飞机制造厂、神户川崎造船厂等军工厂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怠工运动，日本军需工厂的缺勤率长期达到15-20%。

　　考虑到当时普遍的战争狂热，以及军部以社会的强力控制打压，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日共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赤旗》的发行量每期仅有数百份，但他们依然令“帝国”十分头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开表示，“不消灭日本，必然会妨碍对华战争，也会对帝国军人的出征制造麻烦！”

　　“消灭日本”的办法之一就是征兵——把你们这些“日奸”送上战场，看你们还怎么“卖国”！日共的对策却很有意思——征兵？加入！因为可以“掌握武器”、“渗透军队”，还可以直接到前线去“卖国”……

　　1933年春，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与日本关东军鳖刚村一旅团作战的间隙，意外发现了在嘎呀河边的松林，有一辆日本军车，满载子弹，发动机被破坏，河边有一具日本兵的尸体，还有一张纸条，用日语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事业早日成功！”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关东军上层极为恼怒，鳖刚村一被解职，该旅团被集中进行“思想整训”，后来连建制都撤销了。但中国人却记得这个以死相助的“日奸”，伊田被安葬于烈士陵园，当地的小学更名为“伊田小学”，直到现在。

　　除了像伊田这样日共党员，还有受到日共影响反戈一击的例子。出生于琦玉县秩父市篠原郡的坂本寅吉，深受日共党员的哥哥影响。他被征入日军炮兵部队，由于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于1943年把他撤换到浙江义乌去当了“采伐队”队长。

　　当时有一支抗日武装“坚勇大队”正在义乌一带，坂本设法接上头，提供情报，暗送物资，还将继任者黑岛诱出，“送”了人头。后来，坂本被怀疑并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车逃跑，还娶了一名中国姑娘蒋荷菊，自己改名“蒋贤礼”，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战役中不幸牺牲。

　　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等人于1940年3月从苏联来到延安，但他们已无法返回日本，干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八路军俘获的日军越来越多，如何处置成了一个问题，野坂参三经过深入调研，建议在延安设立教育改造日俘的专门学校。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日本工农学校”被建立起来，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就是校长。

　　经过这个大“日奸”的改造，许多日俘变成了铁杆“日奸”，通过喊话、派送节日礼包、书信、宣传单等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日军的士气，有的还直接参战，牺牲在战场上。

　　尾崎秀实，朝日新闻记者，从小在台北长大，在大学时接触到了思想，成为一名员。1927年，他被朝日新闻社派往上海，与鲁迅等中国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为他熟知中国情况，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当了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能够接触到大量。

　　日本的通过尾崎送到了苏联间谍佐尔格手中，有关中国的情报也发给中央。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员塞进了要害部门——中西功进了满铁调查部，西里龙夫成了“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分析员。

　　因为有他们，日军的许多大动作屡被中国方面提前获知，日军“扫荡”敌后根据地每每扑空。尾崎秀实还干了一票大的——他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佐尔格传递出来，使苏联敢于调动远东部队投入莫斯科保卫战，扭转了战局。

　　这一情报对二战产生了深远影响，尾崎和佐尔格也付出了代价——他们先后被捕，于1944年11月7日被处以绞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也暴露了，他们同样被判了死刑。但他们却没死……原来，二人声称，咱还要写东西呢，要是觉得写出来对你们有用，那就等写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课一琢磨，有道理哈……于是他们就开始写《中国史》，当然，绝不赶时间。

　　关押期间，这两个口才极佳的“日奸”乘机把审讯变成上课，被提审，坐下就说：“今天，讲一下世界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受审人侃侃而谈，审问者老实听讲，并认真记下“听课笔记”。

　　上法庭受审，二人长篇大论，猛烈批判侵略战争，现场众人哑口无言，法官只得打断：“此处不是宣传的讲坛，闭庭闭庭……”，西里龙夫因此得了一个尊称——“教授”。后来，当特高课感觉这两人是在拖时间，打算动手时，日本投降了……

　　日本政府于1994年开始实行“政党交付金”制度，每个日本人每年交250日元，总共约合19亿人民币，然后根据得票数和议员数发给各政党。但日共不要，因为这“违反宪法‘思想及信条的自由’，这些臭钱我们不要！”

　　那么日共的经费从哪里来呢？大头是“卖报”，就是《赤旗》，其余靠党费和捐赠。

　　《赤旗》也向大众发行，是日本第12大报。由于反对天皇制，《赤旗》中不会对皇室使用敬语，坚持使用公元纪年。在有关犯罪事件的报道中，一般不刊登嫌疑人真名，但黑社会和右翼分子除外……

　　日共的党章中对现状直言不讳：“我国……事实上是美国的从属国……日本极度异常地跪拜在美国脚下，美国……是把日本的主权和独立踩在脚下的帝国主义。”

　　在历史问题上也毫不含糊：“了解侵略战争和支配殖民地的事实，并且学习在此反省之上编撰的日本宪法。本党绝对不允许美化战争的历史逆流行为。”基本立场是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慰安妇，反对篡改教科书，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每有右翼势力大放厥词，日本必定第一个出来怼。

　　所以，无论是什么人，都能得出日本的立场更接近中国的结论，日本极右势力也抓住这一点攻击日共“媚中”、“卖国”。

　　但他们真的是在“卖国”吗？其实正相反，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正如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就要想方设法纠正他的错误，改正他的缺点，而不是包庇纵容一样，这正是他们与右翼的分野。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日本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助华抗战，在历史问题上帮中国说话，而是因为有些东西，是超越国界的——让祖国走向文明，走向和平，才是真正的爱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