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规矩内含着两个新元素，一个是党由自律向他律拓展，也就是过去更多从政治上的先进性强调，未来则以完善制度来规范。同时，习一再强调敬畏权力，由此展开，必然涉及到政治活动的范围，涉及到党在什么范围内活动的问题，必然是改变过去那种政治解构一切，坚持党在法的范围内活动。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中国的封建统治是宗法，统治者要维护其家天下，自然不会走法治道路，只能选择德治。中国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党靠纯洁性和神圣性形成强大的号召力，这些都是政治优势，但我们也必须遵循政治规则，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不再支撑以道德规范行为，处理不好，权力的特有规律甚至形成“逆塑造”现象，即在权力体系中呆得时间越久，越不道德，所以，必须寻求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权力运行规则。所以，今天继续要求党员干部提升自己的境界，坚守人的政治品德，但基础却是政治伦理规则，这应当是习提出政治规矩的基本考量，也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最大公约数和最重要的突破口。

　　利益共享。任何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无不是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个政党先进与否，就要看其代表哪个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即使西方非政治制度之争的政党竞选，也是看代表了多少选民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是性质宗旨的要求，也是获得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评价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利益予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最关键的是以何种分配方式进行利益划分。比如，核心价值观上，西方早期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平等很快淡出了呢？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或股份制经济。西方人认为，实现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是能够做到的，但要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则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遵循的是“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老板与员工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也永远无法实现平等。而在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理由就是推翻阶级剥削，实现人与人的平等，这也是对劳苦大众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的制度设计出现了错位，结果出现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导致矛盾丛生。

　　习的政治观与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正在回归到中国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上来。中国的性质宗旨是什么？实现而的根底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而的中继社会主义，也是强调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出现了偏离，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出了问题。习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是全方位和立体式的，比如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就是一种调整分配方式的改革，反腐和规范权力，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并且更带有根本性和深层次。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当我们的利益分配深及这样的层次后，一种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注入了执政理念和逻辑。这显然是习的新政治观所关照的方面。

　　传统一脉。习一个重要思想是“两个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他特别强调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不能脱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看问题，尤其不能以当下的标准评价历史。这一点对于我们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尤其重视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很重要。

　　中国与西方在价值坐标上的重要差异是历史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这其间有骄傲也有屈辱，我们要在历史中获得革命的力量，所以强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评价现实更主要的是以历史为主轴和尺度。西方更重视往前看，或者说重视过去更重视未来，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精神力量之源并非来自历史，而是源自宗教信仰与核心价值。仅以宗教信仰为例，我们的多神教强调轮回，因而历史就变得重要，西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这是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永恒追求。再看核心价值，西方的核心价值是由思想家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我们的核心价值是由党的政治观和执政需要确立起来的。这种差异也决定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西方既然不以政党为主轴，那么谁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都不重要，关键是看还能创造出什么。我们既然是与党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必须维系党的神圣和高尚，因而就必须从多党斗争最后获得胜利者那里找根据，这也是我们的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都是以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为根本的原因。

　　其实，任何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阶段性上是这样。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或者不必过多讨论，而更应看我们怎样才能跳出以否定过去证明当下，以否定他人证明自己的思维定势。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中国以致全社会就会一直困于“左”右之争的泥潭，就永远无法达成共识，聚合力量。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突破尤为重要，要找到自己的历史逻辑，同时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式与超越自我的路径。习的政治观与思想路线能够解决这样的瓶颈或桎锢。

　　合作共赢。习的合作共赢，既是中国外交理论的突破，更是政治观的突破。看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间的外交思想和处理国家关系准则就很清楚。依据世界政治生态与中国的国情，确立了三个世界划分、五项基本原则和不结盟，这完全是建立在世界二元对歭的政治生态之上。依据变化了世界，认为世界大战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轴，由此开始了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互动。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中国要发挥大国的作用，必须处理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这就需要跳出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真正为“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打下理论基础。

　　为什么西方不太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他们认为，的党章与中国的宪法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终极追求，怎么可能走到一起来建设世界？由此来看，在不动摇自己的精神大厦的情况下，要走通中国的大国道路，就必须实现政治观上的突破，把习的“万邦和谐、万国咸宁”或者说“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与外交理念纳入外交设计，尤其是把习开拓世界文明的思想奠基于此。深刻认识世界文化的普遍规律与多样性，把以包容推动世界文明不断进步的思想确立起来。

　　认识习“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决不是一个符号，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同时又表现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中。以革命的思维和二元价值判断指导我们，结果一定是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如果正确把握“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中国与美国共铸大国关系”等论述的寓意，结论一定是“跳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一定是跳出制度对抗，以人类文明为主轴和着眼点，共同探求世界规则与文明前进方向，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方面的巨大突破。从的阶级斗争，到的和平发展，再到习的开创文明，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认识世界的飞跃，由此，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目标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中国也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生力量。

　　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正师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军队作风、廉政建设。主要著作有《决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原野》等。